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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栗坡县地处文山州南部、云南省东南部,国境线长 277 公里,占全省、全州中越边境线的 20.5%、63%;全县 11 个乡镇中有 8 个与越南接壤。
独特的地理区位,使麻栗坡既是开放的前沿,又是维护国家主权,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的阵地与“战场”。在麻栗坡诞生的“老山精神”,俨然成为今天麻栗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脱贫攻坚等行动的精神源头, 成为激发麻栗坡各族人民奋发向上的动力。
精 神 底 色
麻栗坡县麻栗镇盘龙村委会盘龙小寨,位于219 国道从西畴至麻栗坡路边的山洼里。穿过新修的寨门,进寨的水泥路两边,有稻田、蔬菜大棚和样式各异的民居,处处是一派新农村的景象。这个 63 户,238 人,壮族人口占 95% 的自然村,看上去并不算特别,但这里正在发生的历史性改变,却是文山州、乃至云南省绝大多数村寨的共同经历。
村小组支书陆应标介绍,2005 年后由于小康村规划建设启动,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生活逐年改善;2016 年上海静安区援建项目开始,村子各项建设脚步加快,于是有了眼前的样子。2019 年底盘龙小寨 9 户 27 人脱贫,今年因自然灾害造成新增的 1 户贫困户,也是唯一的贫困户。
盘龙小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精神。2005 年以来,这个村子发生了一个变化:村里近一半的家庭,把堂屋供奉的“天地国亲师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或“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同改变的还有两边的对联和下方的土地神位——土地神位改为“保护国土资源”。
用汉字书写,悬挂在正屋中间这一组文字符号,用壮族话讲,叫“家宣”。我问这两个字怎么写时,陆应标强调,“xian”(当地发音)是宣传的“宣”,而非祖先的“先”。
“家宣”这套习俗,显然来自汉文化。它包括了对天地、祖先的供奉,并把美好生活寄望于持续不断的祭祀和崇拜。这套信仰系统如何传入麻栗坡这样的壮族村寨,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它在当代发生的深刻变革,却还是鲜活的记忆。
这场风俗改革的创意,最初阶段是模仿。迷懂村是盘龙村委会的另一个自然村,该村有一位村民最先用“中国共产党万岁”取代“天地国亲师位”。陆应标回忆说,看到他的做法后,盘龙小寨决定在本村推广。
他们结合中央新出台的精神文明建设文件和云南省出台的社会公民道德读本,把这些文件精神,转化为适合的语言,按照传统“家宣”的格式进行编创。除中间部分外,两边对联固定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右)、“团结友善勤俭自强”(左),横批是“敬业奉献”。此外,与被保留的传统祖先牌位对称的位置,还写有“华夏美德永传”等字样。内容确定之后,经过党支部会议和群众大会,最终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被 30 多户党员及群众家庭接受,悬挂至今。
改造之后的“家宣”,更像是“国宣”。家与国,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在麻栗坡的壮族村子,被创造性地组合在一起。
15 年过去了,盘龙小寨的创举曾引发了许多关注,也遇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站在无神论基础上提出意见,“共产党怎么能够被供奉起来呢?”但村民们有自己的理由:“没得哪个神仙,比共产党还伟大。”他们列举了中国短短几十年发生的巨变:民族独立、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不是共产党领导,哪个做得到嘛!”
寨门
盘龙小寨的故事,也许会让人惊讶于当地民间广泛存在的极高的政治觉悟、国家观念,但在深入探访后则会发现,在麻栗坡,爱国、爱党,并将其以明确的态度、朴素的方法、自发的意识表现出来,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这一切,正是驻守祖国南疆大门的麻栗坡各族人民群众最鲜明的精神底色。
忠 诚 卫 国
晚清开始日益加重的边疆危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诱因。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入侵,既是边疆民族灾难深重的一个原因,也是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催化剂。19世纪七八十年代,麻栗坡苗族英雄项崇周带领各族群众自发抗争的故事,为麻栗坡的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爱国主义的自觉树立了典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祖国南疆再次发生危机时,麻栗坡和文山州各族人民再次挺身而出,他们配合党委、政府和人民军队,以各种方式践行守卫边疆的使命,造就了无数参战、支前的英雄传奇。
阵地上为战士送水
马崩村委会隶属于董干镇,过去是马崩乡。这里是苗、彝等民族的聚居地,位于麻栗坡的东北角,距中越边境 1 公里,距离县城 135 公里,是麻栗坡 23 个边境村委会之一。
1979 年,为了防范敌人特工队的潜入破坏,守卫好 11 公里的国境线,马崩组建了由 121 人参加的武装民兵连。这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兵连队,曾经四次参加围歼敌特的战斗,多次获得上级嘉奖,包括获得昆明军区授予的“边寨民兵英雄连”荣誉称号、1 次集体一等功等荣誉。
马崩各民族组成的民兵队伍,曾立下不少战功:1984 年 4 月 8 日和 9 日,在两次围攻敌方特工的战斗中,毙敌 4 名,伤敌 1 名,后又配合边防部队毙敌 2 名,缴获冲锋枪 4 支和弹药若干。昆明军区授予他们“边寨民兵英雄连”荣誉称号。1984 年 9 月 12 日,阻击敌军一个加强排的偷袭,经过 30 分钟的激烈战斗,打死敌军 1 名,伤敌 4名,缴获 12 具苏式 65 单兵火箭筒、2 发火箭弹及部分军用物资。
杨万乡的长田民兵哨所,是麻栗坡另一个各民族组建的民兵组织。1978 年 7 月组建,先后与入侵的敌军进行了 21 次战斗,毙敌 12 名。曾 2 次荣立集体二等功和 1 次集体三等功。1982 年被省政府、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授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兵哨所”称号。
长田哨所所在地,是著名的者阴山(“两山轮战”中除老山之外的另一座山)。者阴,是苗语,意为居住,这里是苗、壮、汉各民族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但是,在 1984 年 4 月 30 日收复者阴山战斗之前,者阴山的骑线点被敌军占领,当地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敌军居高临下的侵扰。
长田哨所“模范民兵哨长”骆科邦的笔记记载,1983 年至 1984 年 5 月,仅 1 年半时间,敌军就向我国境内的村寨、群众和巡逻民兵开枪开炮 100 多起,发射各种枪弹、炮弹 800 余发、信号弹 30 发,埋设地雷 46 颗,炸死和打伤麻栗坡边民和民兵 5 人。
1979 年至 1984 年期间,麻栗坡各地的边境都有类似挑衅行为。在国家正式宣战之前,地方的安宁、生产生活的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各边境村寨的民兵进行维护。
据原昆明军区政治部群工部编印的《在燃烧的土地上》一书介绍,长田哨所的骆科邦 1984 年 5 月以前与敌军发生的战斗,经常是因为他们来我方地里偷包谷,或者向在地里干活的村民开枪扫射。民兵组织的奋起抗击,既是为国而战,也是为生活而战,为和平而战。
据《麻栗坡县民族志》总结,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麻栗坡县人民武装部积极组织沿边一线的各族民兵 9432 人,他们除密切配合边防部队作战外,独立作战 46 次,毙敌 63 名,俘敌 34 名,缴获武器、物资若干。
有各民族的团结一致,有国家做坚强后盾,有保家卫国的精神,麻栗坡各族人民无论面对的敌人是谁,都不曾退却。
支 前 参 战
盘龙小寨主导“家宣”风俗变革,把“家宣”变成爱国、爱党阵地的村支书陆应标,1979 年和1984 年曾两次参战。
前一次,他是盘龙村委会(大队)组建的 80人规模的“支前”民兵炮连的副指导员,当时,他们配合边防军某团,收复了麻栗坡天保口岸。1984 年,陆应标又参与组建了麻栗镇 4 个民工连(两个担架连和两个骡马连),并担任民工 2 连的指导员。这个民工连,先是参加了同年 4 月 28日收复老山的作战,后又参加了 5 月 15 日收复八里河东山的作战。他们主要负责运送弹药和抬送伤员。
在麻栗坡,像陆应标这样的干部群众,不在少数。这段和平时期保卫边疆的经历,使得麻栗坡成为了新时代的“革命老区”。与历史上的“革命老区”略微不同的是,那些踊跃支前的民众,不止是汉族,也包括很多少数民族。麻栗坡县、文山州各民族的无私奉献,让这段烽火燃烧的岁月,具有了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意义。
麻栗坡人民踊跃“支前”,有很多感人事迹。民兵、民工“支前”,除了吃苦,还要冒生命危险。
老山主峰下的小坪寨,是一个瑶族村寨。1984 年 4 月 28 日发起的收复老山的战斗中,小坪寨的民兵盘银华所在的 6 连就配合主攻老山主峰的5 连,成为第一个抵达老山的民兵连。他们尾随战士前行,随时有遭遇子弹、炮弹、地雷,或者藏于土中竹签的危险。
组成 6 连的 100 人,除连队领导外,几乎都是猛硐乡铜塔村的瑶族民兵和群众。他们负责参与包扎伤员,并把伤员和烈士背或者抬下阵地。盘银华说,中央军委表彰的烈士张大权副连长就是他们轮流抬送到安置点的。在这些战斗中,支前民兵的及时救助,让许许多多受伤战士的生命得以保全。
在麻栗坡形形色色的“支前”活动中,涌现了很多英雄。
长田乡壮族副乡长陆友才结婚当天,就带领民兵上前线运送弹药,并安排壮族妻子和 5 个女民兵烧开水送到前沿阵地。杨万乡壮族副乡长蒋顺英,冒着敌人的炮火,先后三次带领骡马运输队为者阴山阵地运送弹药,被称为“踊跃支前的壮家穆桂英”。苗族民兵担架连指导员王和文三次自告奋勇,深入敌后做边防军的向导。铜塔村的盘金凤带领两个女儿和老伴,在老山脚下设了一个“拥军茶水站”。长田小学 8 岁学生杨兴周背着一发 8 公斤重的炮弹,随父亲步行 5 公里去前沿阵地。者阴山下,两兄弟为部队修路,哥哥被炸死,弟弟把哥哥的遗体放在路边,继续修路,把路修通了才把哥哥送走……
据老山支前参战纪念馆陈列的资料介绍,1979 年 2 月至 1991 年 12 月,仅麻栗坡县就动员和组织了 148 个民兵民工连、30 个民马连,共计 29760 余人、3530 余匹骡马支前参战;临时调动组织 62840 名民兵、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和群众完成支前应急任务;组织 8600 名民兵、民工抢修公路、驿道、桥梁2200 公里;支前参战中,全县有 56 名民工、民兵牺牲,94 名负伤。
战争持续到防御作战阶段后,战士们驻守在“猫耳洞”,生活不仅危险,而且异常艰苦。这种情形下,麻栗坡县、文山州为赢得这场战争所做的很多日常的事务,都是“支前”的一部分。
“当年,我们在前线执行任务的时候,交通和通信还十分落后,那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贵祥回忆。他属的部队于 1984 年 7 月被派到麻栗坡下金厂的边境负责侦察。“那时候,从麻栗坡县城到下金厂的山路上,经常能看见一个身穿破旧邮递制服的老者,佝偻着腰,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跋涉。”他们叫这位老人冯大爹,“战士们盼望冯大爹,犹如盼望亲人”。
只有深入了解战争中战士们的生活和思想世界,才能了解以麻栗坡和文山州为代表的云南各族人民“支前”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徐贵祥和他的战友们对冯大爹的深厚感情侧面说明,“支前”工作对于战斗和战士们是多么重要。正是这种互相的需要,才让“军民鱼水情”有了现实的基础,也进而有了后来著名的“老山精神”。
“老山精神不仅属于参战部队,更属于光荣的文山各族人民。”黄宏说。黄宏将军是 1984 年 4月 28 日收复老山的主攻团代政委,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理论的阐述者和理论家,他从党和国家的历史高度多次谈到老山精神,多次肯定文山各族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
左珍一,原文山州支前办负责人,当年她代表文山州党委政府与部队对接工作。她在《别忘了文山州的老百姓》一文中,列举了一些数据,对认识“支前”工作的难度和意义,认识麻栗坡和文山州的风险与牺牲,提供了必要的细节。
比如,1984 年初,为备战而“提出的任务很吓人”。吓人到什么程度?“一个部队一次要柴火几百万斤!要砍光几座山,得动用多少劳动力呀!接着是要民工民马……由谁来组织,经费怎么办?”
左珍一受文山州委指派到省里对接工作,省上领导明确说:“凡是部队要你们办的事,要全力办好,有求必应。”尽管千难万难,但随后,果真给部队准备了几百万斤柴火。“几百万斤柴火一夜之间堆到公路两边,部队同志嫌柴块大了湿了,一个号召,几十里内的老百姓背上干柴换湿柴,将大柴劈细。”麻栗坡干部群众千军万马齐上阵,“部队指一个方向,第二天早上就能修出一条路来”。
左珍一说,当时在麻栗坡县,“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一半在家,一半支前”。麻栗坡有 10 余年的时间几乎都献给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老山精神”,不只是战场上浴血奋战或在潮湿炎热的猫耳洞里忍受蚊叮虫咬的战士们的精神境界,也是麻栗坡这片土地及各族群众的理想信念。
重 建 家 园
1993 年,随着这场发生在祖国南疆的军事冲突的彻底结束,麻栗坡也开始在硝烟散尽之后,力以赴地开始了另一场“战争”——重建家园。
这对八里河村人来说并不容易。该村隶属天保镇天保村委会,是主战场之一,边境线附近的土地里布满了各种地雷、爆炸物。全村 50 余户人家200 余名村民中,有 50 余人被地雷炸伤,炸死 10余人,三级残废以上的有 46 人。今天网络上有名的民间排雷专家王开学,他的父亲就是被一枚地雷炸死,收回来的身体,只有几十公分。
听到父亲踩到地雷消息的那天,11 岁的王开学正在学校上课。语文老师刚讲到《小蝌蚪找妈妈》。这是他的最后一课。随着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小小年纪他就肩负起照顾一个弟弟、三个妹妹的生活重担。也因为父亲的去世,他恨上了地雷,以致此后跟地雷纠缠了半生。
王 开 学 1987 年、1988 年 开 始 尝 试 排 雷。1993 年,他在雷区开荒,专注于排雷。
在王开学的记忆里,通过他的篮子背出来的地雷,已经不下 20000 颗。而他一遍遍清理后的上百亩土地,也已经被他改造成梯地,种上了树。
战争结束后的排雷工作,像一个隐喻,提示着建设家园的不易。在麻栗坡,排雷不仅仅是王开学这样的民间英雄的志业,更是军队从 1992 年以来,坚持不懈的使命。目前,麻栗坡已经完成第三次大规模扫雷,使很多边境地区恢复到战前的和谐美好。比如,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者阴山,经过军队多次排雷后,现已变成郁郁葱葱的万亩茶园。
硝烟散尽,昔日麻栗坡的民兵英模们,和平年代的生活同乡里乡亲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上世纪90 年代的《西南民兵》杂志上,曾跟踪报道过鲍朝元、王和文等民兵英模们后来的情况。
鲍朝元是猛硐乡靠近扣林山边境一带的民兵英雄,一家三代人都为守护国土立过功。因为英勇善战,敌军曾重金悬赏要他的命。王和文是八里河东山的“支前民兵模范”,曾经完成了 400 余次急难险重任务,多次立功,两次赴京做英模报告,受到中央领导接见。这两位代表性民兵英模经历相似,杂志报道中,他们在面对昔日的荣誉时,态度也完全一致。他们都表示,绝不躺在功劳簿上,向国家伸手要东西,并表示要继续为边疆繁荣昌盛尽自己的一份力。
“老山精神”讲“艰苦奋战,无私奉献”,这些老一辈的民兵做到了。他们功成身退,或许物质上贫困,但很少索求,更多是感恩于已经得到的关怀和照顾。这并不是个例。在麻栗坡,在个人和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各族民众做出了一致的选择。
王开学不是民兵,也不是干部,他是麻栗坡“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采访最后,王开学推心置腹地说:“现在边境地区,党委政府很关心我们,穿不愁,吃不愁,还有住房保障,医疗保障,什么都给我们做好了。”但他认为,“我们还不具备条件,给政府奉献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边守好,把祖国的界碑看好。这可能也是一种力量。”
王开学说,他约了两三个人,想在边境上做一个红色教育点,专门给外面来的人上课。“不收费,也不要什么回报。”他说:“我们就想把这场战争给边民带来的创伤和伤痛的故事传递下去。前辈们、英烈们走过的路,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足迹在哪里?我们想把这个故事传承下去。”
电话采访王开学时,是一个中午,他正在边境卡点守卡。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特别是 4月份从防内转向防外以后,边境疫情防控就再次变成了边境“保卫战”。王开学所在的八里河村要配合军队和边防公安,看护 8 块界碑,巡视路线长达6 至 8 公里。
猛硐乡铜塔村的疫情防控情况和八里河村十分相似。铜塔村是老山所在地,与八里河村都是多年前那场军事冲突的主要阵地,下辖 17 个村小组,2654 人,主要居住着瑶族和壮族。铜塔村有三个界碑,防控巡视路线近 2 公里(其他部分是悬崖峭壁)。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盘云发介绍,铜塔村在这三个界碑处分别设三个卡点,每个卡点 5 人负责,24 小时值守。每个村小组由党员干部带头,组织起来的村民,基本是义务参加。
在猛硐乡党委提供的疫情防控材料中记录,铜塔村委会下属的小坪寨还有村民自愿为联防队捐款,金额 2504 元,另有赠送矿泉水、饮料、花生、瓜米等生活物品,折合资金 860 元。在这份猛硐瑶族乡党政办公室编印的 2 月 6 日的材料中,疫情防控跟“老山精神”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里,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的烽火岁月,看到了传承弘扬‘老山精神’的感人场景,感受到了老山人的民族气节。老山人用实际行动讲述着保护家园净土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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